新全球化与消费者

“低价是核心竞争力”的年代

竞争是王，低价是刀

2004年，从西方和日本前往中国的航班上，有人注意到有一个新现象：这些航班上，出现了不少采购经理人和供应链管理者，他们的人数已经快赶上去中国做市场的。要知道在5年前，同样的航班上，还是清一色去中国开拓市场的销售。

这一转变说明了什么？

西方和日本的大公司在中国为产品找市场，同时他们也开始找低价的产品或零部件供应商，2004年的中国制造具有20%～50%的成本优势。

福特和通用两大汽车公司早已发现，只要在中国采购一小部分的汽车部件，如地毯、电子器件、轮胎等，每年就可节省费用达100亿美元。

最有代表性的是零售巨头沃尔玛。2004年，是沃尔玛在深圳开设业务第十个年头，这家以低价为核心商业模式的零售商对中国制造的采购，从6%一度占到40%（或更高），2004年沃尔玛对中国产品的采购达到180亿美元，这一数字占到中国输美产品的10%。

虽然进口中国制造产品面临巨额的物流和库存成本，但一个零售商对麦肯锡研究员表示，刨去这些成本，中国制造依然保有20%左右成本优势。所以除了沃尔玛，当时知名的零售商Best Buy、Tesco和家乐福等同样雄心勃勃。

消费者：既爱又惧

当中国制造纷至沓来，美国普通民众作何感想？

2007年，美国财经记者萨拉·邦焦尔尼写了一本畅销书叫《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她以一个普通家庭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生活实验来感受这股家门口的全球化。

作为财经记者，萨拉意识到普通人的全球化，就是这些在标签上打着“Made in China”的台灯、生日蜡烛、老鼠夹、台历……她发现如果不买中国制造，她就得放下9美元的中国童鞋，转向68美元的意大利制造；同样，如果不买中国制造的纽扣、电子产品、服装、玩具、塑料座椅以及垃圾桶，着实需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找到3-7倍价格的意大利制造、德国制造或者巴西制造。

当然，美国制造一直是萨拉的首选，但时常无功而返。

因为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就不在本土生产儿童运动鞋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美国制造的台灯，但是拆开发现，灯的零部件大部分是中国制造，后来才知道：美国本土不生产电灯开关等部件已经很多年。萨拉和很多美国人一样认为，这是中国制造的原罪。

但是一年后，她还是宣布结束实验，选择与中国制造和解，因为中国制造是普通美国人的刚需。但这一年的实验也给她留下了一个习惯——查看吊牌——从产地标识，她会想到这背后的行业竞争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我要关税”的政策转变

“关税，我要关税。”这是2017年8月特朗普对刚入白宫当幕僚长的约翰·凯利表达的立场。

这一政策的最终落地也改写了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所谓接触，就是在涉及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进行持续地富有意义的对话。

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期间，虽然中美之间围绕贸易也有诸多分歧，但一直有成熟的对华机制。2001年，布什政府予以中国永久贸易地位（permanent trade status），为中美两国商品与服务的交换——有些贸易没有关税——打开政策通道，中国展开全球贸易也得以大步前进。

但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对话机制搁置不说，美国不再与你讨论问题，而且要惩罚你。

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公告对钢铝分别加征25%和10%关税；2018年8月7日，特朗普公布对中国160亿输美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加征25%关税；2019年5月10日，特朗普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从10%上调至25%。

中美进主要出口商品

关税伤害

关税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满足了被保护行业的利益，但是在牺牲其他商业团体的基础上。首当其冲就是美国农民，因为每年25%的美国大豆运往中国，当关税引发对等措施后，大豆的采购就无法正常进行，这也是为什么在“关税伤害”的网站上发声最多的是美国农民。

这种伤害情绪集中爆发就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听证会上。2019年6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围绕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召开听证会，与会300多家企业和行业代表，90%反对加征关税。据称听证会持续5天，不少美方代表拿出玩具、圣经、毛刷等样品，反对加征关税，反关税战的情绪之高，实属罕见。

所谓“中国冲击”

1990年代和2000年早期，得益于通信发展和远洋航行，全球外包，加上各国下调关税促进全球贸易，中国制造凭借物美价廉的优势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

随着中国产品的来临，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享受到了更加实惠的日常产品，但同时也带来所谓的“中国冲击”。

就像萨拉说，中国不仅善于制造产品，也善于制造城市。这个东方大国的急速增长，令美国很多人感到恐慌。

“中国冲击”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者David Autor和他的同事，他们在研究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制造的崛起给美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的低端制造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犹如1970年代开始，日本电子产品涌入美国市场，对美本土同类产品产生冲击。

有所不同的是，21世纪初，中国产品主要限于服装、家具、玩具、家用电子产品等更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Autor认为当美国的产业链遭到冲击之时，这些行业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与经济的支持，再加上强美元的叠加效应，这些领域未做多少调整就自动放弃了在供应链的位置。

这也部分解释了萨拉为何很难买到价格合适的美国制造的日常生活用品。

实际上，所谓的“中国冲击”在萨拉出书的2007年之后已经在慢慢化解。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贸易走上快车道，这一扩张基本在2006年前后完成。

21世纪早期和1990年代初期，国际贸易始终处于保持平稳态势，来源：NTY

同样是2006年，随着中美贸易赤字占美国GDP的比率开始保持稳定。90年代，美国跨境商品和服务占整体经济的16%，到2008年最高时占到31%，此后就在这个基点徘徊。再看商品和服务趋势会更加明显，2007年全球跨境金融达到世界GDP的22%，但此后回落到2016年的6%，与1996年的水平相当。

所以，钢铝、玩具、儿童用品等方面，与其说是因为新仇，不如说是一场旧怨的延续。

问题在于，当今美国是否还有空间与意愿容纳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回归？

关税保护对美国就业市场的影响，来源：BBC

新全球化

苹果2019年供应商清单

2019年3月7日，最新的苹果供应商清单显示，中国供应商总共加起来87家（其中中国台湾46家），超过美国（37家）和日本（38家）；虽然我们看到苹果向南亚和东南亚加大供应、在越南考察替代供应商等迹象，但依然可以看到2019年，产地在中国的供货商增加了26家，总量达到380家，占到苹果供应链的50%以上，所以，中国是苹果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中国技术公司的实力也不容忽视。中国连接器龙头立讯精密（Luxshare），为苹果运营8家主力工厂，现在已经成为富士康（台湾）、和硕联合（台湾）、广达电脑（台湾）等不可忽视的对手。中国的欧菲（O-Film）技术，在照相机和接触屏方面对SHARP、LG形成挑战。

这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近几年，国内科研投入从2000年的9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9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全球大国，2017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到全球销量的40%，电动车销量占到64%，半导体消费占到46%，这都是全新的中国制造。根据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的统计，美国信息技术领域14%的营收来自中国。

要知道这样的成绩是在美国推出各项技术管制措施和法案情况下实现的。

新消费者

在一个全球经济融合的上升阶段，数十亿人日益连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消费者，正在期待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选择，这是一个新的消费需求。

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不仅意味着对工作机会的竞争，同时还是对更高质量服务和商品的需求。美国布鲁金斯学院高级学者Homi Kharas针对全球中产阶级崛起，做出了一个划分，他认为按2005年汇率，每人每天10美元收入计算，那么2018年，一个四口之家的家庭收入达到19000美元，就属于中产阶级。

按照此标准计算，1990年，只有23%的世界人口符合，而今天，45%的世界人口，也就是23亿人口有能力消费全球经济提供的好商品。

正在微信看文章的你，可能觉得用手机app打车、扫码购物只是日常，其实已经是在参与推动一场全球化的经济变革，因为你有新的需求。

新全球化 

相比于萨拉抵制中国制造的年代，如今考察中国与美国，乃至于世界的关系演变，技术已经成为核心议题。

全球经济的连接水平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连接的细节和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Autor等经济学家认为服装、玩具等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产业回到美国是不切实际的，特朗普政府真正的风险在于对实际挑战视而不见。

当全球化的连接模式，转变为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社交媒体、越来越多的公司雇佣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小企业通过互联网与其他公司连接，诸多跨境信息交流，已经不能体现在传统贸易数据和资本流转中，这种全球化模式的风险不在于让工厂凋敝、工人失业，而是知识产权、数据安全以及隐私。

这种连接，切断了还会重新连上，屏蔽了还会继续再生，吵了还必须和好，和好了也会继续争吵，注意，这是一个新的特征。